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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天津會談及雙邊關係發展分析

◎習近平和中共很可能認為,他們在天津表現出咄咄逼人的姿態和苛刻的要求可以解困,因為他們感覺到美國不願意跟中國對抗。


中美高級官員于7月25日和26日在天津舉行會談。

中共副外交部長謝鋒在他們的會談中向美國副國務卿溫蒂·謝爾曼(Wendy Sherman)提出以下觀點:

  • 謝鋒認為,美國將中國描繪成一個「假想敵」,「企圖通過妖魔化中國,轉移美民眾對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的不滿,把美國內部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甩鍋到中國身上。」他還批評「一些美國學者」「將中國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和冷戰中的蘇聯」。另外,「似乎正在發動一場整個政府和整個社會的運動來打倒中國」。
  • 謝鋒指出,中國認為美國的「『競爭、合作、對抗』三分法就是遏制打壓中國的『障眼法』。對抗遏制是本質,合作是權宜之計,競爭是話語陷阱。」
  • 謝鋒聲稱,中國「從未脅迫過任何國家」,「霸權主義或領土擴張根本不在中國人的基因裡」。然而,正是美國,「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是脅迫性外交的發明者、專利和智慧財產權所有者。是美國從事廣泛的單邊制裁、長臂管轄和干涉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
  • 謝鋒認為,美國稱要「『從實力地位出發』與中國對話,實質就是居高臨下、仗勢欺人」他補充說,這種言論「安克雷奇行不通,在天津更不可能得逞」。
  • 謝鋒認為,美國提到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就是美國等少數國家想把自己的「家法幫規」包裝成國際規則,用來封鎖打壓別國,……以大欺小的「叢林法則」。」
  • 謝鋒說,中國「從來沒有賭美國輸,更沒有所謂削弱美國、取代美國的『大戰略』。」他補充說,有關說法純粹是「陰謀論」,美國「大可不必疑神疑鬼。」
  • 謝鋒聲稱,中國希望建立「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美國應該作出改變「相互尊重,公平競爭,和平共處」與中國合作以「符合雙方利益」和世界的利益。
  • 謝鋒稱,「美國對美國原住民進行了種族滅絕」,對62萬人死於新冠病毒負有責任,並開展軍事行動「給世界帶來了不應有的災難」。因此,美國應該「首先解決自己的人權問題」,「沒有資格在民主和人權問題上教訓中國」。然後,謝鋒滔滔不絕地介紹了標準的宣傳,將中國的成就歸功於中國共產黨。
  • 謝鋒說,中國「堅決反對美方將新冠病毒溯源問題政治化,搞有罪推定和抹黑構陷。」
  • 謝鋒說,「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基石。
  • 謝鋒說,美國關於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和強迫勞動的說法「完全是栽贓」。
  • 謝鋒說,中國「堅決反對」美國對香港的制裁。
  • 謝鋒批評美國和其他國家因「惡意網路行動」而譴責中國,認為這一指控「完全是無中生有、賊喊捉賊」。美國才是「真正的『黑客帝國』和『監聽帝國』。」

謝鋒還向溫蒂·謝爾曼遞交了兩份中國希望美國為改善雙邊關係而採取的步驟清單。第一份清單包含糾正性項目,如取消對中國官員和機構的制裁;取消對中共黨員及其家屬和中國學生的簽證限制;以及取消對中國公司和孔子學院的限制。第二份是一份關切清單,包括對中國公民在美國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投訴;對中國使領館的「騷擾」;以及美國反華情緒的上升和針對中國公民的暴力。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他們的會談中向謝爾曼提出了三條「紅線」:

  • 美國不得「挑戰、詆毀甚至試圖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
  • 美國不得「試圖阻撓甚至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
  • 美國不得「不得侵犯中國國家主權,更不能破壞中國領土完整。」另外,新疆、西藏和香港「從來不是什麼人權、民主問題」。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天津會談紀要

  • 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和中共國務委員王毅「就一系列問題進行了坦誠、公開的討論,展示了保持兩國之間開放溝通管道的重要性。」他們還討論了中美關係的「負責任管理」。謝爾曼告訴王毅,雖然「美國歡迎我們國家之間的激烈競爭——我們打算繼續加強我們自己的競爭力——但我們不尋求與中國發生衝突。」
  • 謝爾曼「私下——正如我們在公開場合——」提出了美國對中國活動的擔憂,這些活動「違背了我們以及我們的盟友和夥伴的價值觀和利益,並破壞了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其中包括「北京對香港的反民主鎮壓;新疆持續的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西藏的虐待;以及限制媒體訪問和新聞自由。」她還對「北京在網絡空間的行為;穿越台灣海峽;在東海和南海。」提出關切。
  • 謝爾曼提到了美國和加拿大公民在中國大陸被拘留的情況,並「提醒中國官員,人民不是談判的籌碼。」她還「重申了對中國不願意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並允許在中國對新冠病毒的來源進行第二階段調查的關切。」
  • 謝爾曼「肯定了在全球關注的領域進行合作的重要性,如氣候危機、禁毒、不擴散以及包括朝鮮、伊朗、阿富汗和緬甸在內的地區關注。」

我們的分析

1.中共在天津會談的戰狼表現顯然比在阿拉斯加更加激進和囂張。然而,就像在安克雷奇一樣,中共的外交官們上演了政治戲、宣傳和造謠,以及發出霸權主義信號。

例如,謝鋒對美國的所有主張和批評幾乎都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天下烏鴉一樣黑」和「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輿論框架。這些修辭手法用謊言、虛假的敘述或虛假的信息令對方感到內疚,使其不再對抗和順從共產主義政權,並欺騙不熟悉馬克思主義運作的聽眾同情中國而憎恨美國。同時,謝鋒用一慣的「偉大、光榮、正確」的宣傳方式宣傳中共的「成就」,推動所謂的「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宣傳中共的霸權和「東升西降」的說法。

習近平早在5月就要求官員們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塑造一個「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一般的共產主義政權本質上都是不可信任的,可以預期其在形勢需要的時候會隨時改變立場。此外,「生存與稱霸」是習近平和中共的第一優先,這使王毅和謝鋒在中美天津會談時需要採取更多的「戰狼」外交。

中共正在轉向民族主義,以轉移國內對其政權所面臨的日益惡化的內外交困的關注。中國經濟在第二季度表現不佳,而在經濟數據發佈後的一天,央行的意外降准預示著經濟比官方數據所顯示的更加疲軟。公務員被削減福利顯示政府財政短缺,糧食系統高級官員的清洗也表明潛在的糧食短缺。當局對最近鄭州水災的處理不當,可能會引發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和糧食供應問題。中國大陸也出現了COVID-19新病例的增加。與此同時,各國越來越多地敢於發聲,並站出來反對中共的惡行,包括在網路空間、侵犯領海以及欺凌性貿易行為等方面。北京對科技大公司和培訓教育行業的限制也使投資者意識到中國政治風險的危險性,並決定拋棄中國的股票。

面對越來越多的問題,習近平和中共很可能希望對美國表現強硬,誇大美國對中國的「生存威脅」,使中國人民暫時「忘記」政權的問題(幫助党生存),並團結在党的周圍對抗外部敵人(幫助黨保持統治地位)。如果犧牲外國精英和投資者的利益能讓中共團結人民,那麼中共就會毫無顧忌地犧牲他們。習近平和中共在這個關鍵時刻表現出和解和軟弱(「可愛」),只會讓其失去急需的國內支持,並鼓勵其他國家繼續對中國發聲並對中共採取強硬態度。此外,在召開北戴河關鍵會議(中共二十大關鍵人事安排和習近平的連任討論)和十九屆六中全會之前,習近平也非常需要一場「勝利」以阻止政權不斷加劇的危機,並提升他的「權威」。

撇開國內局勢不談,習近平和中共很可能認為,他們在天津表現出咄咄逼人的姿態和苛刻的要求可以解困,因為他們感覺到美國不願意跟中國對抗。在過去6個月中的執政表明,拜登-哈里斯政府不會採用川普政府「中國挑戰」的坦率和直言不諱的做法,特別是在意識形態對抗這一關鍵領域。在天津會談的準備階段,華盛頓做出了可以說是對中共的小幅讓步的「善意姿態」(見下一點),這等於向北京發出信號,美國聲稱從「實力地位」對中國說話,在很大程度上是空話。最後,美國對會談本身的框架——一個「保持開放的溝通管道」的論壇,確保「負責任地管理關係的護欄和界限到位」,並在「激烈競爭」的情況下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會被中共解釋為華盛頓對中國感到害怕。因此,習近平和中共自然會把他們的優勢壓在了美國身上,以更加好戰的外交和對美國的指手畫腳來推進黨的稱霸議程。

中共沒有什麼動力來改變對美國的好戰姿態。自中共建政以來,美國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的頭號敵人,而中共在國內外不斷惡化的政治危機使其在這個時候更沒有動力去表現友好。中共想成為世界霸主的野心也意味著美國的任何讓步都無法滿足其「底線」,拜登-哈里斯政府如果相信中共的乖張說法,那就太天真了。與此同時,習近平正力爭在2022年打破常規連任,他需要盡可能顯得強大和強硬,特別是在比美國佔有優勢的時候。

今後,習近平和中共可能會維持甚至升級中美關係的緊張局勢,因為在外部事務中的「勝利」對於維護政權安全和維護習近平的個人權威來說變得更加重要。

2.美國國務院對溫蒂·謝爾曼天津之行的紀要表明,拜登-哈里斯政府和川普政府在對抗中共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延續性。謝爾曼對中共的惡意行為表示關切,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強調了該政權「在新疆正在進行的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

雖然謝爾曼呼籲中共的努力值得稱讚,但譴責的情況卻令人生疑。正如我們在上面指出的,華盛頓將天津會談視為與北京接觸的機會,並有可能緩和緊張局勢(「負責任地處理關係」)。換句話說,當面向中共提出批評的方式是值得懷疑的,尤其華盛頓的關鍵目標如果是修復雙邊關係的話。奇怪的是,美國國務院在天津會談紀要中說,謝爾曼「在私下裡——就像我們在公開場合一樣」提出了關切;如果私下和公開說的內容沒有區別,為什麼還要區分開來?這可能是拜登-哈里斯間接承認,它在對抗中共過份行為時採取了並不激烈的方式。

川普政府在與中共的交往中表明,讓中共保持誠實的最佳方式是以適當的行動來支持言論,並保持私下和公開信息的同步性。這使得中共外交官別無選擇,只能在與川普高級官員的會晤中裝出文明的樣子,即使其宣傳人員在國內採取「戰狼」的做法——中共政府知道,如果他們表現出公開的好戰態度,就有可能在最後一刻被取消會晤,並有可能遭到美國更嚴厲的制裁。相比之下,中共並不害怕受到非正式或私下的監督,它總是利用西方國家願意區分私下和公開信息的態度作為談判的條件,繼續其嚴重侵犯人權和其他惡行。

對美方來說,天津看起來比安克雷奇還要糟糕,很可能是因為拜登-哈里斯政府及其同僚在會前發出了混亂或和解的信號。近期突出的發展包括:

  • 7月14日:據CNN報導,拜登-哈里斯政府正在尋求與北京建立一條類似于美國和蘇聯之間「紅色電話」的緊急熱線。我們在第一點中指出,中共認為華盛頓急於避免衝突是恐懼和軟弱的表現。
  • 7月19日:美國及其盟國共同譴責中國「在網路空間的不負責任行為」,尤其是在2021年3月對微軟Exchange郵件服務的黑客攻擊。然而,除了聯合聲明之外(至少在撰寫本文時),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懲罰中共或真正讓中共政權對最近的網路犯罪負責。主流媒體的編輯部將拜登-哈里斯政府的譴責描述為「沒有牙齒」和一個「軟弱的信號」。按照《華爾街日報》的說法,「一個反對中國網路攻擊的聯盟是不錯的,但如果結果是最低限度的回應——即什麼都沒有,那就不是了。北京可能會得出結論,嚴厲的言辭是美國能夠團結其盟友的全部力量。」
  • 7月23日:中國制裁了7名美國人,以報復美國7月16日對香港的制裁,包括前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主席卡洛琳·巴索洛繆(Carolyn Bartholomew)和人權觀察中國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拜登-哈里斯政府對制裁的反應相對平靜,白宮新聞發言人珍·薩奇(Jen Psaki)說,美國仍然對中國的制裁「毫不畏懼」。
  • 7月23日:司法部撤銷了針對5名中國研究人員的案件,他們被指控在川普政府期間隱瞞了他們跟解放軍的關係。
  • 7月23日:據媒體報導,華為聘請了資深的民主黨說客托尼·波德斯塔(Tony Podesta),以尋求擴大其在美國的影響力。

按照目前的軌跡,拜登-哈里斯政府的對華方針類似於我們之前在分析美國政府的臨時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戰略時提出的第一或第二種情況。簡而言之,第一種情況是華盛頓根據「更長電報」戰略努力改變中共的領導層,而第二種情況是預計從川普政府的「改变共產中国」方法轉向中美關係逐漸「正常化」,回到川普之前和習近平之前的時代。雖然美國在天津之前以及在天津的表現表明,第二種情況目前正在上演,但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等政府高級官員觸及中共派系政治的言論,以及華盛頓對涉及習近平及其對手的政治遺產(新疆、法輪功、香港等)問題的一貫重視,表明非常有可能仍然是「反習不反中共」的戰略。

然而,拜登-哈里斯政府在外交上完全屈服於中共的可能性較小。除非中國政府完全成功地俘獲了整個美國和西方的統治精英,否則建制派精英們不會天真到不經較量就把他們的利益拱手讓給中國共產黨。建制派精英和華爾街也從螞蟻金服集團滴滴出行培訓教育機構的案例中痛苦地意識到,習近平的持續統治給他們帶來了投資上的損失,並增加他們面臨的中國政治和金融風險。換句話說,只要習近平繼續執政,完全恢復過去的「接觸」政策是不可能的,而尋求習近平下台的動力也越來越大。

同時,拜登-哈里斯政府可能也會在處理中國問題上尋求「勝利」,以轉移人們對日益嚴重的國內困境的注意力,包括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重新出現的新冠病毒病例、選舉審計,以及美國越來越多的基層民眾對源自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和行為的反擊,這些都與主流左派有關聯。展望未來,拜登-哈里斯政府可能會在它覺得更合適的領域,如人權,或為了保障國家安全而別無選擇的領域,如網路空間、技術和供應鏈,對中國採取更多對抗。

但是,如果華盛頓真的想從「實力的地位」說話,而不是做空洞的姿態,那麼它必須向中共政府表明,中共的「紅線」——真正暴露出中共的弱點所在——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為此,拜登-哈里斯政府應考慮採用川普政府的意識形態方法(即區分中共和中國人民),並結束在重要問題上私下向中共提出關切的做法。華盛頓還應該公開向北京提出「敏感」的人權問題,如新疆的種族滅絕,迫害藏族人、家庭基督徒和法輪功學員,甚至中共強行摘取器官的做法。對中共的「紅線」過於尊重,只是意味著美國將不得不忍受更多像在安克雷奇和天津的雙邊會談那樣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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