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初，中國的橡皮圖章立法機構和政協機構的年度會議拉開帷幕。此時的中共正籠罩在陰雲之下。
中國黃暦新年前夕，中國股市暴跌，迫使中共當局派出「國家隊」動用有限資金穩定局勢。房地產行業的危機也在惡化，頭部房企在香港被提起清盤訴訟。與此同時，各國加緊反傾銷調查，以應對中國的過剩產能向全球經濟的外溢，國際社會鑑於俄羅斯在烏克蘭的進展，對中國潛在的侵略以及北京與莫斯科的「無上限」夥伴關係越來越直言不諱。
兩會期間，習近平不僅沒有通過經濟改革、刺激政策和外交立場的轉變來安撫世界對中國意圖的疑慮，反而出現了一些事態發展，表明他正在加倍鞏固權力和推行威權主義。
黨凌駕於國家之上
兩會的前兩天有三項進展更加牢固地加強了黨凌駕國家政府之上的地位。
3月4日，全國人大發言人婁勤儉宣佈，兩會結束後，國務院總理將不再舉行新聞發佈會，今後如無特殊情況，將不再舉行總理新聞發佈會。
婁勤儉解釋說，取消總理新聞發佈會是因爲它與兩會期間的類似採訪和工作報告重疊。婁勤儉說，「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在報告中都有具體回應」，報告將「公開發表，便於媒體和公衆瞭解報告內容」。婁勤儉還表示，兩會期間將「爲國內外記者提供更多的採訪機會」，包括增加部長新聞發佈會的次數。
取消總理記者會結束了長達三十年之久的慣例，也關閉了一個讓外部觀察者可以偶爾一窺中共精英政治和中共政權真實狀況的窗口。例如，李克強在2020年的總理記者會上發表了令人震驚的觀點：中國有約6億人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溫家寶則延長了2012年的記者會時間，就王立軍事件接受記者提問。
總理記者會的取消也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和討論。評論家們認爲，這一事態發展是習近平和黨凌駕在政府之上的又一跡象。他們還認爲，中共非但沒有變得更加開放，反而在倒退，習近平變得更加專制。
同樣在3月4日，中共官方媒體公佈了一份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主席團成員名單，其中被剔除的名單值得注意。雖然政治局常委所有成員通常都包含在主席團成員中，但2024年的名單排除了李強和丁薛祥。 對比去年與今年的名單還發現，除3名被清洗的官員之外，國務院系統的高級官員都沒有在名單上。
最後，全國人大於3月5日就《國務院組織法》修訂草案進行了討論，該草案明確將黨置於國務院之上。例如，修訂草案稱，國務院要以「習近平思想」等中共五代領導人的政治思想和理論爲指導，「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同時要求國務院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爲指導的戰略部署。
「集體領導制」被進一步削弱
除了「黨大於國」，兩會上的三個進展表明，習近平正在進一步架空集體領導制。
集體領導制是中共精英內部派系鬥爭的產物。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倡導集體領導制，爲許多老幹部平反，以區別於毛澤東及其忠誠者，同時擴大自己在黨內的支持。鄧小平最終擊敗了他的政敵，集體領導制使他儘管從未擔任過黨主席或總書記，但仍然擔任最高領導人。集體領導制還讓中共向西方打出了「民主」、「改革意識」的旗號，並向西方宣傳中國正在經歷「和平演變」，而不是在形式和功能上繼續保持共產主義獨裁統治。
在江澤民擔任黨魁期間和江派主政時期（1997年至2012年），集體領導制爲江澤民及其派系「以貪治國」創造了有利條件，並控制了重要官職和機關。胡錦濤和溫家寶在很大程度上被江派的「集體領導」邊緣化，無法解決江派製造或延續的許多削弱政權的問題。
習近平上台後發現，他需要集權來對付江派並推行他的政策，因此他開始逐步削弱集體領導制。習近平首先建立各種小組和委員會架空「集體領導」，到2016年承接了「核心」領導人的衣鉢，最終在中共二十大上獲得了中共黨內「定於一尊」的地位。
習近平在2024年「兩會」上將國務院牢牢置於他和黨的領導之下的舉動，實質上是將國務院降格爲中央委員會和習近平領導層的「行政辦公室」。李強也相當於習近平的首席「秘書」或「辦公室主任」，國務院總理不再像他的前任那樣有更大的自由度來推行他的經濟議程。
外部反應
習近平可能認爲，他必須加強對政府的控制，以提高中共政權的執政能力，更好地應對困擾中國的危機。
然而，習近平不斷加強的獨裁主義可能會給中國帶來更多麻煩，並給中共政權挖下更深的坑。外國投資者和政府會認爲中國正在閉關鎖國，而不是開放，因此會更加猶豫是否在中國投資，並對他們認爲不斷上升的中共威脅採取防範措施。
美國及其盟國也會對習近平領導層產生更多疑慮，隨著習近平領導層加強專制主義並進一步降低透明度，美國及其盟國會更傾向於減少對中共當局的信任。這可能會導致針對中國的制裁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上升，並使中共政權的許多內部和外部問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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