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分析來自 2026 年 4月7日的時事簡報。
4月3日，官方喉舌《新華社》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馬興瑞因「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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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興瑞此前曾任新疆黨委書記，直至2025年7月突然被調離。自2025年11月以來，馬興瑞亦缺席了多場重要會議，包括11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會議、12月的另一次政治局會議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26年1月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年度全會，以及2026年的「兩會」（關於馬興瑞缺席會議的潛在影響，以及我們對習近平領導層可能欲調查他的原因之推測，請參閱此處）。
馬興瑞是自2012年習近平上任以來，第4名遭調查的現任政治局委員。其餘3人分別是前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以及中央軍央副主席何偉東和張又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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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興瑞被正式宣布接受調查之前，其兩名前秘書已從公眾視野中消失：
馬興瑞的倒台伴隨著其政治根基的瓦解。在中國的精英政治中，「秘書」與「同鄉」是構建保護網絡的兩大核心要素。
- 南昌市長高世文自2026年2月起便「下落不明」。與馬興瑞同為山東人的高世文，曾任職於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期間擔任馬興瑞的秘書。
- 廣東省政協原副主席郭永航於2026年3月27日被免職。同為山東人的郭永航，曾在馬興瑞擔任深圳市委書記期間出任其秘書長。郭永航於2026年1月被調任省政協（此前他曾任廣州市委書記），這顯示他當時已被邊緣化，且中共當局正處於對其立案調查的最後階段。
馬興瑞前任秘書們的「消失」，暗示他們因涉入馬興瑞案而遭到調查。
我們的分析
關於馬興瑞案的官方公告證實了許多觀察家自2025年底他停止出席重要黨內會議以來一直的猜測，即馬興瑞已陷入政治困境。
馬興瑞的倒台也印證了自2023年解放軍火箭軍裝備部醜聞以來逐漸形成的趨勢。在習近平的前兩屆任期內，其「自我革命」運動充其量僅是半口號式的，因為幾乎沒有任何習近平的親信受到反腐機構的調查。但隨著軍隊及國防工業嚴重貪腐案曝光後，習近平開始對其親信（或被視為親信的人）「刀刃向內」，這場「自我革命」運動便超越了口號層面。對馬興瑞——這位完全仰賴習近平才得以仕途順遂的前航空航天專家——的官方調查，凸顯了當前習近平領導層反腐行動的無差別性質。
1. 新華社除了一貫的「嚴重違紀違法」指控（這是對貪腐的委婉說法）外，並未透露馬興瑞遭整肅的具體原因。然而，僅憑貪腐指控不足以成為罷免現任政治局委員的正當理由。馬興瑞最終很可能被直接或間接指控多項罪名，包括：貪腐情節嚴重到動搖習近平的政策目標、對習近平及黨中央不忠、在地方任職期間施政不當，以及涉入「團團夥夥和派系」。
我們先前曾分析，目前並無公開證據顯示馬興瑞涉入派系政治或表現出不忠。話雖如此，馬興瑞在航空航天產業及公職生涯的各個階段，曾任職於或與習近平的派系對手有過互動。以下我們將檢視馬興瑞的職業生涯，並歸納出可能使他陷入嚴重政治困境的領域。
航太與軍事
出身礦工家庭的馬興瑞，大學主修機械工程，並於1985年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取得該領域博士學位。在學術界任職數年後，馬興瑞於1996年獲任命為中國航天總公司五院（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副院長，其後於1999年轉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馬興瑞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度過了接下來的14年，期間最終晉升為總經理。
當馬興瑞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任職期間，習近平主要政治對手江澤民的大兒子江綿恆，於1999年至2011年間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江綿恆在「神舟五號」、「嫦娥一號」及「神舟七號」等重大太空計畫中擔任高級領導職務，而馬興瑞則在這些計畫中擔任核心執行者，包括擔任月球探測計畫（嫦娥工程）副總指揮及衛星系統技術組組長。目前尚不清楚江綿恒與馬興瑞在當時參與各項科學計畫期間，是否建立了附庸關係。話雖如此，在馬興瑞觸怒習近平領導層後，反腐調查人員要將這兩人聯繫起來，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相較之下，反腐調查人員無需費太多力氣，便能找出馬興瑞任職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期間可能涉及嚴重瀆職的「證據」。在江澤民與胡錦濤執政時期，中國的航太與國防產業被視為「國中之國」，不僅直接受中央領導層（當時由江派主導）庇護，更享有高度自主運作權。由於與國防密切相關，這些產業內的支出、採購及技術轉讓長期處於監管真空狀態。馬興瑞擔任中國航天集團總經理期間，每年掌管數千億元的研發與生產預算。後續的審計及內部舉報顯示，馬興瑞掌權期間存在普遍問題，包括虛報成本、偽造帳目以及與私營承包商勾結。隨著習近平領導層評估2023年火箭軍醜聞對軍事現代化計劃造成的損害，並試圖釐清國防工業貪腐的嚴重程度，這些問題最終受到審查。
馬興瑞可能直接捲入火箭軍的貪腐醜聞。馬興瑞此前擔任工信部副部長及國防科技工業局局長時，曾主管全國軍事生產與研發工作。若調查人員發現火箭軍的裝備質量問題源於國有國防企業而非軍隊單位本身，那麼在中央對軍隊及國防工業進行追溯調查後，馬興瑞難免要承擔責任。
地方政府
轉任政府職務後，馬興瑞被「空降」至各省，先後擔任深圳（黨委書記）、廣東（省長）及新疆（黨委書記）的一把手或二把手。
據報導，馬興瑞在深圳任職期間（2015年至2016年），曾與中國恒大集團的許家印有密切往來。有跡象顯示，這位被形容為「務實」且「具有開拓性」的領導人，在力求提升政績的同時，可能曾包庇許家印及恒大集團。在馬興瑞與許家印舉行高層會晤後，恆大最終於馬興瑞任職深圳期間，將總部從廣州遷至深圳。另有指控稱，馬興瑞大力支持恆大取得深圳關鍵土地開發權，以及參與城市重建項目。
2023年9月許家印遭中共當局採取「強制措施」後，開始有傳言稱他行賄牽連了多名廣東省官員。雖然沒有官方證實馬興瑞與恒大案有直接關聯，但其前秘書郭永航的倒台，普遍被解讀為調查已延伸至馬興瑞在廣東官場任職期間的政商關係。
2021年底，馬興瑞接替強硬派陳全国，出任新疆黨委書記。在新疆，馬興瑞推行旨在使該地區治理「常態化」的政策，試圖在「維穩」與發展之間取得平衡。然而，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幾年裡，馬興瑞在新疆的「進展」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最終，自2022年下半年起烏魯木齊持續的疫情封控，最終演變為11月24日的公寓火災悲劇，並引發了全國性的「白紙運動」。但當治理危機爆發時，馬興瑞已於中共二十大晉升為政治局委員，當時似乎未因此遭受任何政治後果。
部分海外中文媒體報導稱，馬興瑞在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期間，其家族及當地企業涉嫌捲入一筆由他監管、規模達3.3萬億元的基礎建設發展基金的「利益輸送」事件。儘管此說法難以獨立核實，但新疆建設資金的使用透明度一直受到中紀委的重點盯防 。
2. 多家海外中文媒體及評論員聲稱，馬興瑞遭清洗是「習近平失勢」的又一徵兆。他們認為，馬興瑞實質上是習近平家族的政治「代理人」，因為馬興瑞與習近平的妻子彭麗媛同為山東省鄆城縣人，而馬興瑞的倒台意味著習近平沒有足夠的權力保護一名親信。
我們認為此論點極不具說服力。首先，中共文件、宣傳及其他公開可見的跡象均顯示，習近平的權力根基相當穩固（參見此處、此處及此處）。有鑑於此，毫無疑問，習近平正是當前中共整肅行動的領導者，而非整肅的對象。其次，聲稱馬興瑞與彭麗媛同鄉，並不能說明兩人的私人關係，亦無法揭示馬興瑞與習近平之間的關係。況且，在中共內部，私人關係未必會轉化為政治關係。
在派系政治中，同鄉關系有時確實會發揮作用。然而，派系形成的根本基礎在於追求仕途安全與權力保障（參照美國政治學家盧西恩·派伊的觀點）。對習近平與馬興瑞各自仕途的分析顯示，雖然馬興瑞的官途晉升得益於習近平，且後來很可能成為其親信，但兩人此前並無派系關聯。習近平2012年上任時並未擁有自己的派系，且鑑於江派勢力主導，他在首任任期內對人事安排並無足夠掌控力。與此同時，馬興瑞於2012年從航空航天領域進入政府，並在次年幾乎立即被「空降」至廣東。
在習近平於首任任期內鞏固權力並對人事問題掌握更大控制權後，馬興瑞的仕途持續攀升。然而，這似乎更多與習近平傾向於讓所謂的「技術官僚」（即來自私營部門或產業界的官員）擔任要職有關，因為後者被認為派系色彩不明顯 （相比之下，透過追蹤職業官員的晉升人選以及晉升速度與績效的對比，更容易識別其潛在的派系背景），而非出於派系「裙帶關係」。此外，馬興瑞在整個官場生涯中從未獲得特殊晉升或待遇，這與李強、蔡琦等與習近平關係密切的人不同。
習近平在馬興瑞首任任期結束後仍任命其擔任要職，這至少從習近平的第二任期起便將馬興瑞歸入習陣營，並暗示習曾一度視馬興瑞為親信。因此，可以說習近平正在透過反腐運動，致力於提升執政效率、消除政治風險並進一步鞏固權力，從而使他的清洗行動「去個人化」。習近平反腐運動的「去個人化」意味著，派系對手不再是主要目標，而是任何被認為對習近平不夠「絕對忠誠」的人。展望未來，若官員被認定對習近平及黨中央不忠、破壞「中央軍委主席責任制」、危及軍事現代化目標，或涉及足以動搖政權安全的嚴重貪腐行為（如重大財經違紀、向外國出售政權機密等），即使與習近平及其家族有實際私人關係，或是長期政治親信，亦可能遭到撤職，這一點並不令人意外。
3. 馬興瑞的倒台不應被視為孤立事件，而應置於中共二十大四中會後權力重組的更廣泛背景中加以審視。四中全會見證了自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的政治震盪之一：出席率約為85%；36名缺席的中央委員中，絕大多數來自軍方及國防工業；另有14名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被開除黨籍。雖然馬興瑞在四中全會上保留了中央委員席位，但他缺席會議一事暗示，他已捲入因2023年火箭軍醜聞而展開的大規模軍隊及國防工業調查之中。
馬興瑞的政治生涯已告終結，但此案的連鎖效應很可能將延續至中共二十一大。其他具有軍方或國防工業背景的現任官員，包括袁家軍（前浙江省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和張國清（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在2027年之前都可能面臨嚴格審查，甚至陷入困境。
馬興瑞的清洗標誌著習近平的一項實驗已告失敗，該實驗旨在任命「技術官僚」（如馬興瑞、袁家軍、李干傑和陳吉寧）填補關鍵職位，以取代江胡時代因涉嫌派系背景而晉升的官員。這項「技術官僚」實驗至少存在三項問題：
- 貪腐的同質化：「技術官僚」進入權力核心後，對體制性貪腐的抵抗力並未減弱。在航空航天與國防等監管薄弱的領域，專業技術甚至可能成為掩飾貪腐、操縱採購流程的高級工具。
- 忠誠度疑慮：「技術官僚」往往擁有獨立的職業發展軌跡，他們對黨「核心」的忠誠，很可能更多是基於利益交換而非意識形態。當體制面臨壓力（例如「白紙運動」或軍事現代化目標受挫時），他們的「務實主義」可能會被解讀為政治投機。
- 政治人才的流失：頻繁的清洗導致許多能幹官員流失。在馬興瑞案之後，剩下的「技術官僚」可能會變得更加防禦性與自我保護，這反過來會削弱他們的行政效能。對於一個尋求經濟和外交穩定的政權來說，這可能會帶來巨大的代價。
5. 從馬興瑞被免去新疆黨委書記職務到其倒台正式公布，整個事件歷時約九個月。這整套發展脈絡——「另有任用—虛職過渡—連續缺席—官宣落馬」——或將成為北京處理政治局委員的標準程序。理論上，這種漫長的邊緣化過程，為習近平領導層提供了一種更為技術化且可控的方式來管理高層清洗，同時將對體制的政治衝擊降至最低。
隨著馬興瑞、張又俠和何偉東等人的去職，下一屆政治局及其常委人選，很可能進一步向所謂「純粹政治上忠誠」的人物傾斜。在北京對幹部晉升的評估中，能力與專業背景的重要性恐怕將持續下降。習近平試圖「重整」體制而引發的無休止的政治考驗，很可能會給習近平和中共的治理製造出更多而非更少的困境和低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