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分析首次發佈是在4月9日「透視中國」會員專屬的中國時事週報中。 訂閱「透視中國」會員可以查看過去中國時事週報分析存檔。
4月6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烏魯木齊召開專場涉疆問題新聞發佈會。在新聞發佈會上，新疆高級法院副院長王浪濤披露，4月2日央視播出的新疆「反恐」紀錄片《暗流湧動》中出現的兩名前新疆官員（前政法委副書記希爾扎提·巴吾東和前教育廳廳長沙塔爾·沙吾提）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其中，希爾扎提·巴吾東被控受賄罪和參與恐怖組織罪，沙塔爾·沙吾提被控分裂國家罪和受賄罪。
根據《暗流湧動》紀錄片，沙吾提、其前副手阿力木江·買買提明、新疆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阿布都熱扎克·沙依木和新疆教育出版社前社長塔依爾·那斯爾，因編寫出版「有問題」的維吾爾語中小學課本而獲罪。2016年新疆省政府認定，這些教科書含有宣揚「民族分裂主義、暴力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材料，在13年中影響了232萬名學童和數萬名教育工作者。新疆高院後來裁定，這些教材煽動維族人在2009年（「七五事件」）和2014年（4月30日烏魯木齊市火車南站暴力事件）在烏魯木齊實施暴力襲擊，唆使人們成為據稱以維族學者伊力哈木·吐赫提為首的「分裂國家犯罪集團」的「骨幹」。吐赫提是中共在新疆現代迫害運動中最早被盯上的著名維族人之一，該運動從2009年開始，在習近平執政下不斷升級。
我們的分析
1.中共在《暗流湧動》紀錄片中提到的對沙吾提、巴吾東等人判刑的證據，明顯不足且令人質疑。中共曾公開稱讚巴吾東是「反恐英雄」，2018年落馬前，他在政法機關中官位穩步攀升。還有學者指出，在沙吾提「策劃」編寫的教科書中，有關「民族仇恨」的兩個例子，要麼是徹頭徹尾的謊言，要麼是小題大做。
同時，被清理的維族官員因受賄而受到重罰的可能性很小。腐敗在中共官場普遍存在，幾乎所有官員都有可能隨時被以真實或虛構的賄賂罪名逮捕。
中共指責維族官員是「兩面人」，表明他們主要是因政治因素受到懲罰。此外，「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的指控表明，這些官員是作為中共對新疆維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迫害運動的一部分而被針對的。
2.巴吾東、沙吾提以及《暗流湧動》紀錄片和新疆高院新聞發佈會上點名的其他維族官員，正在遭受恐怖怪誕的「公開審判」，用美國人的話說，就是極端的「取消文化」。新疆少數民族高官因為輕微的「違規行為」——之前出版了黨已批准的教育材料——就被高調處罰，這向維族人傳遞了一個令人心寒的信息：在中共的迫害運動中，沒有誰是不可碰的。此外，針對教育系統官員和維語教科書出版商，似乎是中共消滅維族語言和文化的努力的一部分。
中共在新疆的行為被許多學者和觀察家準確地描述為文化種族滅絕。熟悉中共政治迫害的人還會進一步認識到，新疆的維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不過是中共在無休止地追求「生存與稱霸」過程中，在意識形態的驅動下長期控制社會的最新受害者。馬列主義是一種無神論、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共是黑幫政權，推崇充斥鬥爭、欺騙和腐敗的文化。只有當社會大多數人接受並表示完全忠誠於其惡劣文化和准宗教意識形態時，黨才會感到「安全」。而那些堅守傳統文化中普世價值的人，或者信奉宗教的人，則是對中共最大的威脅，因為黨無法在一個與它的畸形意識形態相悖的環境中長久生存。為了推進社會的「中共化」，中共自建政以來，發起了一場又一場運動，剷除中國的宗教和傳統文化。
為了統治漢族，中共通過強制大規模灌輸馬列主義和毛東思想、推行簡化字和推廣受中共影響的普通話而非其他方言、迫害知識分子（反右運動及至今仍不間斷地逮捕學者）、直接破壞文物和建築（文化大革命）等方式，有計劃地剷除中國傳統文化和方言。同時，特別是近幾十年來，中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方面（孔子形象和古代戰略）進行偷梁換柱、重新解釋，以加強其對國內社會的控制，並進一步推進其海外霸權野心。宗教或者被置於黨的控制之下（中共改造的教堂、寺廟等），或者被剷除（家庭教會、法輪功等）。
在統治少數民族方面，中共使用了上述所有方法，加上推動「漢化」政策和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北京指責藏族和維族是「分裂分子」，以證明在新疆和西藏加強「維穩」的合理性，這一切都以維護政權安全為名。與此同時，黨對新疆、西藏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漢化」實際上是一種更具侵略性和更明顯的「中共化」方式——漢族移居這些地區，改變了人口結構和生活方式（例如遊牧社會變成農業社會）；努力消除傳統的本土文化和方言；鼓勵少數民族信仰黨批准的當地宗教，並對其進行改造，以適應和優先服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今天，國際社會就中共在新疆的迫害運動發出聲音。各國政府正在認識到，大規模監禁、酷刑、強姦和奴役勞動的恐怖行為是種族滅絕和危害人類罪。跨國公司開始抵制新疆棉花，而非營利組織則呼籲抵制2022年中國冬奧會。不過，國際社會需要做得更多，直接對抗中共。新疆的暴行是中共多次政治迫害運動的頂峰，中共之所以敢於公然嚴重侵犯人權，是因為世界普遍縱容了其之前的惡劣行為。例如，對中共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國際制裁沒有持續下去，使其有恃無恐地在1999年對法輪功下手；而對中共迫害法輪功缺乏國際譴責，很可能使其相信可以再次逃脫針對新疆的制裁。另外，由於國際社會對中共最惡劣的強摘器官等缺乏聲討，中共肆意妄為推廣使用這些手段——根據最早發現中共強摘器官的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馬塔斯的調查，中共在上世紀90年代曾對維吾爾人進行強摘器官的實驗，在2000年代擴大到對法輪功學員和其他良心犯進行「大規模」摘取，如今再次回到針對被監禁的維吾爾人。
在上一期的時事週報中，我們注意到上海市政府於4月1日開始試行所謂的人口「服務與管理」規定，到上海旅遊的人必須在抵達上海後的24小時內向當地政府提交個人信息。這種監視控制類似於目前新疆實行的更為嚴密的檢查站制度。鑒於中共的歷史和特性，中國其他地區的「新疆化」只是時間問題。不過，如果國際社會對此不斷譴責、追究，這一進程可能減緩甚至出現逆轉。不願成為種族滅絕政權幫兇的企業、投資者和政府也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提高人們對新疆和中國其他侵犯人權行為的認識。
3.在中共對新疆進行文化滅絕的背景下，巴吾東、沙吾提等維族官員被清洗的政治層面很容易被隱沒。然而，對他們的主要指控（「兩面人」）、政治背景和反腐數據表明，他們的案件很可能也涉及精英政治和派系鬥爭。
表一
根據中共官方公開信息的不完全統計（見表1），近期對維族官員的懲處，既是對新疆官場的政治整頓，也是對少數民族的迫害。自2016年8月陳全國接任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以來，新疆有19名副局級以上少數民族官員被肅清，比陳的前任張春賢時期的5名增加了280%。總體上，陳全國至今共查處了62名官員，比張春賢的40名增加了55%。
從新疆四任中紀委書記的查處力度看，政治清洗方面的情況更加清晰。在2015年習近平陣營與江澤民派系鬥爭升溫之際，徐海榮（46歲）接替新疆紀委書記宋愛榮後查處明顯加強。2017年羅東川上任新疆中紀委書記後，只進行了兩例查處，這大概可以解釋他為何在大約一年半後被楊鑫取代，楊鑫立即加大了抓捕力度（查處41人）。
最近被處罰的新疆官員的政治背景提供了一個線索，說明為什麼他們會成為目標。正如我們在上一期時事週報中所分析的那樣，巴吾東很可能是江澤民派系成員或同夥，因為他在新疆政法機關迅速崛起，而在這一時期，「維穩」官員的陞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是否獲得江派的信任（許多江派官員在2000年代和習近平第一任期的大部分時間裡在政法機關擔任高級職務），或者他們是否積極參與了迫害法輪功運動（有時這兩個因素是重疊的）。巴吾東也是在江派成員王樂泉、張春賢手下起家，在習近平的人馬陳全國手下落馬。
沙塔爾·沙吾提、阿力木江·買買提明、阿不都熱扎克·沙依木、和塔依爾·那斯爾的派系色彩不明顯。他們參與教育出版工作意味著他們屬於中共宣傳機構的一個分支，而這是江派掌權時期（1997年至2012年）所倚重和控制的另一個政權機構。四名維族官員在江派新疆書記王樂泉和張春賢手下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仕途發展。不過，這兩點，可能足以讓習陣營認為他們是江派支持者，並認定他們為「兩面人」。
「雙面人」是北京現代的、不那麼煽情的說法，以表示被標籤的官員有忠誠嫌疑或屬於對立派系。在毛澤東時代，今天的「兩面人」會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走資派」或「反黨集團成員」。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兩面人」一詞最早出現在《解放軍報》對前中央軍委副主席、江派成員徐才厚的批判中。2017年10月，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也要求「堅決反對搞兩面派、做兩面人」；值得注意的是，江派同夥孫政才、房峰輝在中共十九大會議前被清洗。2018年1月，中紀委呼應習近平反對「兩面派、兩面人」，被貼上「兩面人」標籤的官員多了起來。
「兩面人」用在最近被清洗的維族官員身上，至少有兩層含義。首先，他們被指控對黨和政權不忠，即所謂的認同「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第二，他們被指責為具有雙重派系忠誠，而不是完全擁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中共官員浸淫於黨文化，對關乎自身政治安危和仕途發展的問題十分敏感，在吸取維族官員案件的「教訓」時，會優先考慮第二層含義而非第一層。更敏銳的官員可能推斷，如果當局在反腐運動接近尾聲的情況下，還在無休止地糾纏「兩面人」，說明中共精英階層的派系鬥爭仍相當激烈。而那些直接參與或通過瀏覽海外禁書（報紙、雜誌和網站）了解習江斗沒有被發現的官員，可能會在2022年中共20大之前傾向於不作為或靜觀其變；畢竟，《華爾街日報》2月16日一篇報道螞蟻集團IPO受挫的文章指出，儘管「江澤民的許多盟友在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中被清洗，不過他仍然是幕後一股勢力。」
4.維族教育出版官員因「有問題」的教科書等輕微問題受到懲罰，也凸顯了中共專制制度和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結構性弱點。正如我們多次指出的那樣，專注於仕途安危和發展的中共官員，在執行政策時通常會「寧左勿右」，因為「左」往往在政治上比較正確。雖然北京可能不希望更「左」地執行政策，但由於該政權自身的政治規範，北京難以對在政策問題上表現不佳的官員進行責難（更多以反腐之名將這些官員免職）。有時，政策上的失誤會被事件和官僚作風所掩蓋。然而，「寧左勿右」越來越對北京產生反作用，「戰狼」外交和國際社會對中共政權的壓力加大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中共針對維族官員荒謬的「文字獄」很可能會導致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更大反擊。
《暗流湧動》紀錄片和沙塔爾·沙吾提等參與出版維語教科書的官員被處分，是中共官員為達到政治目的而小題大做的典型例子，這種批判就是「上綱上線」。在毛澤東時代，「寧左勿右」的官員為了在政治上加分，或者為了免於被打擊，「上綱上線」非常普遍。事實上，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就是文革前備受矚目的「文字獄」的受害者。在1962年出版的中共烈士《劉志丹》小說中，習仲勳曾參與審閱並被提及。毛澤東的酷吏、特務頭子康生批評該書「反黨」，意在為前中共高官高崗翻案。書中提到的習仲勳等一些人，後來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即「兩面人」的前身，受到清洗。直到1979年，這些人才得到所謂的「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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