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為拜登-哈里斯政府下的中美關係未來有三種可能的前景。
3月3日，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發表任內首次重要演說，宣佈拜登-哈里斯政府的臨時外交政策。幾小時後，白宮網站低調地公佈了《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引》。
在缺乏更深層次背景的情況下，拜登-哈里斯政府的臨時戰略聽起來像是解決美國外交政策關切的常識性方案。布林肯國務卿稱，美國將尋求在國內和國際捍衛民主，將與盟友和夥伴合作，「只要有可能，我們就會選擇接觸」。同樣，政府確認中國是美國「21世紀面臨的最大地緣政治考驗」，制定了一個能夠長久超越「更加強硬和獨裁的中國」的議程，並暗示將延續上屆政府的強硬立場。
然而，如果根據拜登-哈里斯政府迄今為止對民主、對中國的行動，以及其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官員的背景來審視，這些做法就會引起人們的懷疑。如果拜登-哈里斯政府繼續其目前的路線，那麼臨時戰略將為美國與共產中國——或其「變革」後的政權——「重新接觸」鋪平道路。
我們將在下面的分析中，對拜登-哈里斯政府的「捍衛我們的民主」言論，以及臨時戰略對美國對華政策未來的影響，提出一些觀點。我們根據臨時戰略確定了中美關係三種可能的前景，並按其可能性大小的順序進行推究。最後，我們探討美國人民和自由世界人民應如何應對中共威脅。
「空無意義的單詞」
在《政治與英語》中，反烏托邦作家喬治‧奧威爾對使用「空無意義的單詞」提出警告。他寫道：「就民主這樣的詞而言，不僅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而且試圖做出一個定義的努力也受到各方的抵制。」奧威爾還說：「這類詞往往是以一種有意識的、不誠實的方式使用。也就是說，使用這些詞的人有自己的定義，但卻讓他的聽眾以為他表達的是另一種意思。」
要想瞭解奧威爾的意思，我們只需要將拜登-哈里斯政府關於民主的言論和行動與其捍衛民主的承諾并列進行對比。[1] 美國政府的臨時戰略暗示，以「捍衛我們的民主」的名義，華盛頓正準備既擴大國家安全機構，又將權力集中在行政部門。[2]為「重振民主」，拜登-哈里斯政府很可能計劃利用國家安全機器在國內鞏固權力，懲罰政敵，推動熱衷的應對氣候變化和「公平」等項目。
如果說拜登-哈里斯政府的「捍衛我們的民主」言論像是奧威爾說的政治化英語，那麼美國政府打算如何「在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中取得優勢」同樣是個問題。從現任和前任國務卿的講話中可以看出，拜登-哈里斯政府對共產中國和中美關係的看法與川普政府截然不同。前國務卿蓬佩奧將中共定性為「專注於鬥爭和國際稱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對中共和中國人民進行明確區分，並表示美國「決不能回到」助長中共崛起的接觸政策。而國務卿布林肯則表示，美國「只要有可能，就會選擇接觸」，在宣佈拜登-哈里斯政府外交政策的八大優先事項時，將中國放在最後，並一直將中共政權稱為「中國」而非「中共」。
奧威爾警告說：「清晰表達的最大敵人是不誠懇」。拜登-哈里斯政府選擇使用「中國」而非「中共」，努力將美國本質化為一個民主國家，而非制憲者所設想的、可凝聚盟友和夥伴的憲政共和國。[3]這種模糊的語言，足以讓政府在時機出現時轉變應對「中國挑戰」的方向。例如，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被趕下台、由西方建制派知識分子眼中的黨內「改革派」精英接班的情況下，拜登-哈里斯政府可以將專制中國重新歸類為「民主」，並與該政權「加強接觸」。這種戰略靈活性已內置於《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引》，呼籲深化與新加坡（美國一直視其為威權主義的國家）和越南（由共產黨統治）的夥伴關係。據說亨利‧基辛格曾說過，「美國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拜登-哈里斯政府中的基辛格學生無疑很好地學習了這一課。
我們不會驚訝地看到一個專制的、後習近平的中國政權通過積極地將自己塑造為一個「民主國家」來促進華盛頓對華戰略的轉變。畢竟，中共政權一直謊稱其為民主政權——事實上，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宣稱，該政權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像中共這樣的邪惡政權有可能利用「民主」這類模糊詞彙進行偷梁換柱，而這正是奧威爾將這種術語描述為「空無意義」並警告其「不誠懇」使用的原因。他寫道：「人們幾乎普遍認為，當我們說一個國家民主時，一定是在讚美它：因此，每一種政權的捍衛者都聲稱它是一個民主國家，並擔心如果這個詞被限定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可能不得不停止使用這個詞」。
幾乎沒有理由認為，在國內越來越多地採用「民主」雙重思想（Doublethink）的拜登-哈里斯政府，會對外交政策上採用雙重思想感到猶豫。他的「民主」言論為重新與專制、獨裁政權接觸鋪平道路，尤其是在與西方建制精英議程不一致的領導人被換下之後。
「反習不反中共」
拜登-哈里斯政府對中國採取的更溫和、更有針對性的做法，與美國的對華戰略相呼應，即放棄政權更迭，轉而在中共內部設計一個更友好的領導層。在喬-拜登總統就職一周後，大西洋理事會發表的「更長電報」呼籲美國利用中共的「內部政治鬥爭」，目標是讓中共政權回到「2013年之前的道路——即習近平之前的戰略現狀」，由「更溫和的集體領導」，如「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的領導」，來取代習近平。「更長電報」與《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引》之間驚人的相似表明，後者的戰略要麼深受前者的影響，要麼兩者在本質上無法辨別。[4]
「反習不反中共」戰略要求拜登-哈里斯政府在新疆、香港、台灣、科技、金融等領域打擊習近平，保持對中國強硬，同時，不過於得罪中共，以便於將來與北京重新接觸。這似乎是指導美國與共產中國關係的基本邏輯，正如布林肯國務卿在宣佈臨時外交政策中所說的那樣，「在應該的時候競爭，在可以的時候合作，在必要時對抗」。
不久的將來出現一個後習近平時代中國的可能性，比西方主流媒體和中國觀察界認為不可能出現的機率更大。建制派的媒體和學者一直在兜售「無敵」的習近平注定要在位一輩子的觀點，但是，對中共政權的政治經濟和黨內派系鬥爭的仔細研究，揭示了「核心」領導人所面臨的複雜而又險惡的現實。習近平大量頭銜，高度集權，但由於嚴重缺乏真正的政績（「脫貧」是虛假的）但有一連串的敗績（香港、冠狀病毒爆發、經濟疲軟等），他缺乏前任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的「權威」。這意味著在2022年召開二十大時，習近平不一定能打破常規獲得第三個任期。這種脆弱性也使他容易受到政敵的攻擊，特別是江澤民派系的攻擊。江澤民派系在1997年至2012年期間掌控了中共政權的關鍵機構（政法、宣傳、情報等）和重要部門（金融、國企等）。
最近圍繞馬雲和螞蟻集團的各種消息，讓人們對習江斗和江派的勢力有了些許瞭解——中共精英政治的內幕通常被共產黨營造的「團結」假象掩蓋。《華爾街日報》2月16日的一篇文章指出，習近平阻止螞蟻創紀錄IPO（首次公開募股）的部分原因是，「對習近平及其核心圈子構成潛在挑戰的政治家族」，尤其是江澤民家族和江的前副手的家族，如果上市成功，他們將賺取數十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該報導稱，在今天的中國，江澤民「仍然是幕後一股勢力」——如果考慮到西方的中國觀察家們已基本上不將前黨魁江澤民視為一股政治勢力的話，這樣的描述極不尋常；儘管江澤民參與了中共的強制摘取器官，為中共的科技極權主義監控國家奠定了基礎[5]，一些人甚至將他的執政與習近平的執政進行了深層次的對比。主流媒體披露黨內鬥爭的消息是罕見的，它們通常是在派系鬥爭白熱化時出現，對習近平陣營來說不是好消息，在黨的團結形象遭到破壞時，習近平陣營損失最大。
可以想象，一個各有算計的中共「反習聯盟」和西方建制派精英聯盟，其策劃和實施的戰略，最終可能會提前結束習近平的「終身」執政。如果拜登-哈里斯政府參與了這一戰略，那麼從現在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華盛頓將維持甚至加大對中共的壓力，重點針對習近平。隨著習近平的下台，華盛頓和建制派精英將可以自由地重新與中共——或者可能的後續政權——進行接觸。然而，廢黜習近平並不能結束中共的威脅；在先前的分析中，我們考察了習近平前任的所謂「溫和的集體領導」如何對殘酷的迫害負有責任，如何建立科技極權國家的基礎設施，如何掩蓋2003年的SARS大流行，同時從事可能導致2019年冠狀病毒爆發的危險研究。
自然地，批評者會質疑，從拜登-哈里斯政府與中共的關係及其至今的對華態度來看，他們根本不願意與習近平以及共產中國對抗。觀察人士指出，政府中的重要官員或者對中國和中共的崛起發表了包容性言論，或者與中共有生意往來（見這裡和這裡）。拜登-哈里斯政府早期的一些政策也顯示出對中國的態度較弱，包括尋求美國重新加入遭中共劫持的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以及對川普政府的制裁和其他對華政策進行重新審查。此外，政府還「容忍」美國駐華外交官接受恥辱性的COVID-19肛拭子檢測，這是極具象徵意義的向中共「屈膝」。
還有就是喬·拜登總統本人的問題。在CNN的一次市政廳會議上，當被問及中共對維吾爾人的迫害和對香港自由的侵蝕時，拜登似乎為習近平詭辯，他解釋說：「在文化上，每個國家和他們，他們的領導人，都遵循不同的規範」。拜登的奇談怪論只會加劇人們對中共搞定美國政商精英，尤其是通過亨特搞定拜登的深切擔憂。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後，人民大學學者翟東昇在公開場合吹噓說，中共在過去三四十年（實施接觸戰略時期）一直在「利用美國權勢核心圈的權力和影響力」。翟東昇實際上承認，川普總統懷疑的中共在拜登兒子的投資基金中的作用是真實的，他說：「誰幫他（亨特·拜登）建的基金公司？明白嗎？這裡面都有買賣。」
然而，批評者不應低估拜登-哈里斯政府「圓滑變通」的能力，正如布林肯在播客節目中對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說的那樣。美國及其歐洲盟國的軍艦繼續在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進行航行自由行動，對中共保持壓力。據《日經亞洲》報導，部分脫鉤正在進行中，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加強美國供應鏈彈性」的行政命令，美國在台協會與德國和日本合作，「爭取台灣主要芯片和科技公司的更多合作和投資」。而除了拜登在CNN的市政廳節目發表了令人驚訝的言論外，他的政府一直都在呼籲人們關注新疆的侵犯人權行為，以及香港的破壞民主自由行為。
三種前景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認為拜登-哈里斯政府下的中美關係未來有三種可能的前景。
1.「更長電報」
1)拜登-哈里斯政府執行「反習不反中共」的對華戰略，與「更長電報」非常相似，甚至在功能上完全相同。在三種前景中，根據目前掌握的信息，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最大。
2)「反習不反中共」意味著盡可能不批評中共（包括「容忍」外交官的肛拭子檢測和「小的」羞辱），同時譴責習近平負有個人責任的政權政策。這意味著關注中共在新疆和香港的行為，但不點名共產黨政府，就像布林肯2月24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6屆會議上的講話那樣。這也意味著保衛和支持台灣，對抗大陸，而不是像一些保守派專家所擔心的放鬆對台灣的安全保護。更重要的是，這一戰略需要將中共政權稱為「中國」，而不是「中共」——相當於承認並加強中共的政治合法性。
上述行動的結果有兩個方面。第一，習近平的派系對手可以利用西方對習近平政策的譴責或美國損害中共政權利益的行動，抓住時機攻擊習近平，並強烈反對他的第三個任期。其次，拜登-哈里斯政府的態度為與中共或後習近平時代「新的」政治實體接觸敞開了大門。
3)「反習不反中共」使拜登-哈里斯政府有強烈的動機保留川普政府的一些較為強硬的政策，包括科技黑名單、中國企業退市、部分供應鏈脫鉤、制裁和關稅。這樣做可以保持對習近平的壓力，使其無法從「以拖待變」（熬過川普任期）策略帶來的中美關係明顯改善中邀功。習近平的對手也可以把美國繼續「對華強硬」作為鬥爭的籌碼。
在應對後習近平的政權時，拜登-哈里斯政府擺脫川普更強硬的對華政策的速度可能比預期的要慢。政府可能熱衷於接觸，但無疑會希望能夠盡可能長久地保持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同時壓制中國——無論誰執政。畢竟，布林肯指出，華盛頓希望「以實力地位來跟中國接觸」。國會兩黨就「中國挑戰」達成共識，也將為重新接觸減速。
4)拜登-哈里斯政府與盟友和夥伴國家合作，可能尋求從現在至中共召開二十大，圍繞中共「敏感」時間點向習近平施壓。
「敏感」時間點包括：
- 2021年7月，中共建黨百年。
- 2021年夏末的北戴河會議。
- 2021年秋季召開的十九屆六中全會。
- 2022年2月的冬奧會。
- 2022年「兩會」。
- 2022年7月，中共建黨101週年。
- 2022年夏末的北戴河會議（如果舉行的話）。
- 2022年秋召開的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
- 2022年秋末召開的二十大。
施壓的形式可能有：
- 全球關注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遭受的迫害，包括加強新聞報導、智庫報告、各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將其定為種族滅絕罪或危害人類罪等。
- 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受到侵蝕，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壓力越來越大。
- 增加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支持。
- 美國及其盟國，包括四國聯盟（美國、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在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的軍事活動日益增多。
- 美國及其盟友在印太地區甚至「一帶一路」國家開展「疫苗外交」，對抗中共的霸權野心。
- 在美國及其盟友的軍事力量面前，解放軍如果在中國邊境上敢於冒進，小小的「事件」就可能成為導火索，讓解放軍和習近平遭到痛打。習近平對報復會格外謹慎，因為他不希望在二十大之前出現軍事衝突，導致災難性後果，影響連任。當然，不能完全排除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尤其是當習近平過於狂妄，根據錯誤的情報做出錯誤的判斷。
- 美國可以利用金融工具對付中共政權，引發中國的金融危機。
5)「更長電報」的匿名作者指出，該戰略的成功實施將使習近平「及時被更傳統的共產黨領導形式所取代」。正是有了這種「更傳統的共產黨領導形式」，拜登-哈里斯政府才會希望進行認真的再接觸，實質性地改善中美關係。
拜登-哈里斯政府和西方建制派精英無疑意識到，換下習近平可能會無意中導致中共崩潰，特別是如果他的下台出現戲劇性的變化。這種情況下，「更傳統的」領導層可以把中共的所有罪責歸咎於習近平及其親信，然後通過解散中共來「洗白」，再將其「轉世」為另一個專制實體（如「中國進步黨」等）。這樣的「新中國」主要由江、胡時代的精英治理，但只是「新瓶裝舊酒」，同今天的中共沒有區別，同樣對美國和世界構成威脅。然而，華盛頓和西方建制派精英，至少在最初，可以把新的「變革」政權作為一個值得信賴的「民主」政權，準備全面接觸。
我們在反駁「更長電報」的文中寫道：「黨內派系鬥爭是非常激烈和凶險的，策劃者幾乎很難保證更迭領導層『成功』。」將習近平趕下台的努力，非但沒有回到友好的跨太平洋關係時代，反而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黑天鵝，給中國和世界帶來無法控制的後果。
2.「中蘇分裂重演」
1)由於拜登-哈里斯政府官員對中共過於妥協，不想冒著與北京關係搖擺不定的風險，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因此沒有採納「更長電報」的策略。然而，為了避免將全球主導權拱手讓給中國，美國政府將努力維護建制派精英和國家的利益。我們估計目前這種情況有一定的可能。
2)這種情況之所以被稱為「中蘇分裂重演」，有兩個原因。第一，在拜登-哈里斯政府下，按照目前的軌跡，美國將走向專制主義和共產主義，中美關係將類似於兩個大的社會主義政權之間的對立。其次，中美關係從長遠來看將回溫破冰；相比之下，在「更長電報」的場景中，中美關係將從冷開始，但有可能大幅升溫，這取決於廢黜習近平的方式和結果。
3)拜登-哈里斯政府可能逐步收回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和關稅，但科技和金融等關鍵領域的制裁和限制除外。政府還可能在印太地區實施所謂的「可持續威懾」，從長遠來看，逐步向北京讓出地盤，但在此期間支持台灣和四方聯盟。最後，華盛頓會繼續在某些人權問題和香港問題上譴責中共，但悄悄地尋求與中共進行有限的重新接觸。
重新接觸目前正在進行。在3月9日的白宮新聞發佈會上，新聞秘書普薩基（Jen Psaki）表示，拜登-哈里斯政府「仍然在一系列層面上……與中國直接接觸」。「當然，在今後的幾個月、幾年中，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團隊將與中國及該區域其他國家進行一系列接觸，但我們是直接接觸。當然，通過這些接觸，我們與中國談一系列問題。我們不會迴避我們的擔憂，但我們也在尋找合作的機會……」她補充說。
據《華爾街日報》3月9日的報導，美國和中國正在進行一場「建立互信的嘗試」，共同主持一個20國集團研究小組，重點研究與氣候變化相關的金融風險。
3月10日，一名資深政府官員表示，國務卿布林肯和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將於3月18日、19日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與中共政治局委員楊潔篪會面。該官員還說，「目標是就國內政治的期許與計劃，以及國際、區域與全球性目標交換看法」，雙方還將討論新冠疫情、氣候變化、香港、台灣以及中共對澳大利亞實施的「尚未公佈的經濟禁運」。
3.「捍衛民主」
1)最樂觀但可能性最小的前景是「捍衛民主」，拜登-哈里斯政府在審查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後，對共產中國採取對抗性立場。強硬的對華政策得到保留甚至加強，拜登-哈里斯政府在國內實施民主改革，但沒有奧威爾式的雙重思想或國家安全機器的鞏固。
同時，中共恢復川普時代的對美姿態，令中美關係更加惡化。習近平是否能在2022年獲得第三個任期，取決於拜登-哈里斯政府從現在到二十大之前對共產中國的施壓力度。
自救與中共威脅
對於布林肯所說的拜登-哈里斯政府正在制定的「更深層次的國家安全戰略」，不會對其「最初的方向」，即對中共有利的方向，有太大的轉變，我們並不感到不樂觀。根據我們對臨時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戰略的分析，我們不指望政府以接近川普政府的效果來對抗中共，儘管川普的一些政策已經或將被延續。將來會有意識形態之戰，但不是遵循憲政的美國，最終揭露馬列主義中共殘暴政權之間，而是在一部分精英被中共搞定的美國專制政府和人民中被定義為「反民主勢力」之間。
美國人將不得不越來越多地肩負起反擊中共威脅的自救責任。美國人可以重新認識美國的建國原則、文件和價值觀，更多地瞭解極權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共產政權國家發生的悲劇。美國人也需要對有關中共問題進行自我教育，瞭解它如何危害美國和自由世界。此外，美國人應該和他們的民意代表講述中共威脅，問問他們為應對這個問題已經或正在做什麼。不管白宮做了什麼，各州立法機構、政府和國會的政治家們都應該努力通過立法來應對中共威脅；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提出的遏制中共知識產權盜竊和孔子學院就是很好的示範，說明各州可以承擔起自救責任，在應對「中國挑戰」方面可以做些什麼。
自由世界的人民也必須準備好通過教育、反宣傳和有針對性的政策來對抗中共。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國家也必須做好準備，讓華盛頓遵守承諾，迎接「中國挑戰」，真正捍衛民主國家免受中共及其馬列主義極權的危害。近幾個月來，自由國家為回應中共的威逼利誘，努力從澳大利亞購買葡萄酒，從台灣購買鳳梨，令人振奮，因為這表明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國家不管華盛頓何種立場，都願站出來對抗中共。
附註：
[1]這一點從拜登總統支持的近800頁的《2021年為人民法案》（H.R.1）和他的「促進投票機會的行政命令」中最能看出。H.R.1和拜登的行政命令都將擴大投票權，使選舉的安全、誠信和公平受到威脅（將收集選票合法化、選民身份證檢查不嚴格等），增加選舉舞弊的機會，選舉過程聯邦化而非去中心化（見這裡和這裡）。H.R.1和拜登的行政命令還將侵犯第一修正案的權利，擴大政府對政治運動和言論的監管和審查。這相當於大規模的壓制選民，與拜登-哈里斯政府宣稱的「捍衛、加強和更新」民主的目標背道而馳。
有些人可能會說，新政府上任才幾個星期，太快下判斷是不公平的。拜登-哈里斯政府如何在以下問題上採取行動，將決定他們在捍衛美國民主方面的認真和誠意：
- 儘管R.1存在種種缺陷，但它確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反腐敗和選舉改革措施。拜登-哈里斯政府是否會與國會和共和黨人合作，通過一項真正的、有針對性的選舉改革法案，解決選舉誠信問題，保障第一修正案的權利，並且不對各州施加違憲的規定？
- 儘管有相反的證據，也沒有進行徹底的、公正的調查，拜登-哈里斯政府仍將1月6日的衝擊國會大廈事件視為「暴亂」。拜登總統暗指1月6日事件是「對我們民主的前所未有的攻擊」，共和黨人挑戰選舉人票——民主黨人在以前的選舉中也曾這樣做過——是「一種協調的企圖，旨在忽視、破壞和取消美國人民的意志，這在我們的歷史上從未見過」。拜登-哈里斯政府是否會放棄超級黨派的、非事實的言論，真正努力統一國家，而不是將國家巴爾幹化？
- 2020年美國大選中，6個搖擺州出現了許多違規現象。美國人提出了嚴重的選舉舞弊指控，但從未得到適當的審理，法院以程序為由駁回案件。與此同時，《時代》雜誌在一篇題為《拯救2020年大選的影子運動秘史》的文章中報導說，「一個資金雄厚的小圈子，跨行業、跨意識形態，在幕後共同合作，影響人們的看法，改變規則和法律，引導媒體報道，控制信息流」，以塑造選舉結果。拜登-哈里斯政府是否會調查「資金雄厚的小圈子」和2020年選舉中的違規行為？還是說像《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引》中所說的那樣，將那些表達關切的人貼上「反民主勢力」的標籤，指控他們「利用誤導信息、虛假信息和武器化的腐敗，利用被認為的弱點，在自由國家內和自由國家之間挑撥離間，侵蝕現有的國際規則，並推廣另類的專制治理模式」？
- 《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引》談到政府擁有「透明度和問責制」，並將根除腐敗作為「振興我們自己的民主」的一部分。拜登-哈里斯政府是否會調查紐約州州長安德魯庫默2020年7月掩蓋養老院COVID-19死亡事件，並在必要時提出聯邦刑事指控？
- 「……對國家安全有新的、更廣泛的理解……」
- 「在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方面，正如在國內政策方面一樣，我們必須制定新的方針」。
- 扭轉國內「反民主勢力」的趨勢，「對我們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 有關「由於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之間的傳統區別，以及國家安全、經濟安全、健康安全和環境安全之間的傳統區別，其意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小，我們將改革和重新思考我們的機構、部門、機構間流程和白宮組織，以反映這一新的現實」。回顧國務卿布林肯列出的外交政策八大優先事項，這種模糊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其中的四個優先事項——「更新民主制度」、「建立一個人道的、有效的移民制度」、「應對氣候危機和推動綠色能源革命」以及「確保我們在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都是國內政策。
的確，在21世紀，「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之間的區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沒有意義」。然而，這也意味著拜登-哈里斯政府可以在技術上將其任何一個熱衷的項目視為「國家安全」問題，並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動員聯邦政府以「維護國家安全和我們的民主」之名聽從行政部門的命令。拜登-哈里斯政府對政府流程的「改革和反思」的結論，可能導致一個真正的帝國總統制的產生，行政部門以「國家安全」為由，指揮國家安全機構完成其議程，同時規避立法和司法部門的制衡。
[3]美國的建國者選擇了共和制政府形式，因為他們渴望避免希臘和羅馬的古代民主制度的教訓。正如詹姆斯·麥迪遜在《聯邦黨人》第9篇中寫道：「閱讀希臘和意大利的小共和國的歷史，不可能不對它們不斷受到的干擾，以及使它們永遠處於暴政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快速連續的革命感到恐怖和厭惡」。
建國者們也受到托克維爾的啟發，他們希望避免直接民主制中固有的「多數人的暴政」，或者用麥迪遜的話說，「利益至上、霸道的多數人的優勢力量」。
解決辦法是憲法中規定的「共和制政體」。應該指出的是，「民主」一詞在《憲法》和《獨立宣言》中都沒有出現。麥迪遜在《聯邦黨人》第14篇中明確指出了兩者的區別：「就是在民主制中，人民親自開會並運行政府；在共和制中，由代表和代理人召集並管理政府。因此，民主制將局限於一個小的地方。共和制可以擴展到一個大的區域。」
[4]「更長電報」和《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引》都提出要與盟友和夥伴合作對抗中國，解決美國在經濟和體制上的脆弱，保持美國在科技、軍事和經濟上的優勢，並在某些人權問題上與中國對抗。此外，這兩個戰略在「捍衛我們的民主」這一主題上是一致的，「更長電報」甚至提出將美國的對華戰略正式命名為「捍衛我們的民主」。
這兩項戰略還表明，美國的對華政策更傾向於由行政部門和國家安全機構來推動。「更長電報」呼籲「在國家安全顧問的集中指導下，以總統行政令為支撐，在兩黨的政治支持下，在多個政府中進行機構間充分的協調和聯合行動」。而如前所述，《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引》要求對美國的「機構、部門、機構間流程」進行「改革和重新思考」，並要求「白宮的組織機構反映這一新的現實」。拜登-哈里斯政府任命4名國家安全高官（國安委印太事務協調員、2名國安委高級中國事務主任和1名國安委中國事務主任）來監督對華政策，這表明兩種戰略之間的差距不大，也部分印證了我們關於本屆政府國家安全部門擴張的推測。
[5]本說明將通過中共派系邏輯，並用美國人的比喻，簡要說明耄耋江澤民及其派系為何在今天的中國「依然是一股幕後勢力」。熟悉中共派系運作的透視中國長期讀者可跳過本說明。
首先，派系在中共黨內是一直存在的，即使在一人獨裁時期也是如此。中共最強的領導人、第一任獨裁者毛澤東，在他的時代就不得不與強大的派系打交道。毛澤東在災難性的大躍進之後，為了在中共精英階層的派系鬥爭取得優勢，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而即使在文革期間，毛澤東的副手林彪及其支持者也對毛策劃陰謀。如今，派系鬥爭鮮有曝光並不意味著沒有派系鬥爭。習江斗是胡江斗的延續，習近平的許多政策部分是由於江派插手，包括反腐運動、香港通過國家安全法並成立超級權力機構國安委、螞蟻集團暫停上市等。
其次，江澤民仍然是江派掌門人，儘管他已耄耋之年，是否可親自參與派系相關活動令人懷疑。中共官員會追蹤江澤民的公開露面、在大陸和海外媒體上的曝光，以及與其派系有關的新聞，來推測這位前黨魁的「權威」和命運。例如，中共官員閱讀《華爾街日報》2月16日的報導後，就會得出江派依然勢力強大的結論。因此，他們會傾向於不作為，等待習江斗塵埃落定，再決定投奔贏家；官員們從中共歷史中知道，那些押錯注的人在權力易手後會付出沉重的個人代價。為了對抗江派勢力，警告官員，習近平在黨內宣傳中不斷提升自己的「政績」和「核心」地位，在反腐運動中不斷立威，並頻頻進行人事變動，以期打破官僚體系中根深蒂固的派系網絡。
第三，由於江派長期掌控政權（1997年至2012年），現今的中共官場仍遍佈江派提拔的官員，因此，江派「依然是幕後一股勢力」。倚仗江派的中共官員，傾向於首先保護與其切身利益相關的派系利益，盼望回到習時代之前悶聲發大財的寬鬆時代。習近平對僵化的中共「官僚體系」或「深層政府」長期不滿，但作為黨總書記和「核心」領導人又無法簡單地解決；美國前總統川普在任時也面臨類似的困境，儘管他的憲法權力與前任沒有區別。習近平解決長期的「官僚主義」的做法是在軍隊和官場進行反腐肅貪和人事調整。例如，自2020年初以來，被調入港澳機構的官員，往往是習近平親信，或之前沒有港澳機構（曾長期被江派左右）工作經歷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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