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派正在將中共原教旨主義「武器化」，在香港事務上打擊習陣營
上週末，數十萬香港人上街抗議一項有爭議的逃犯引渡條例修訂（港人稱之為送中條例），該條例將令香港嫌疑犯冒有被移交給中國大陸的風險。美國國務卿、其他外交官和跨國企業集團也反對這項法律。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川普政府很有可能將關稅擴大到香港，以警告中共政權不要加強對香港的影響和控制。
雖然面對著強烈反對以及與之相聯的貿易戰風險，但親北京的港府及中共中央仍執意推進其7月制定法律的計劃。我們認為，中共在面臨日益嚴重的政治和地緣政治風險時，其求生本能和派系鬥爭是強推送中條例通過的主要原因。
背景：
2月，香港當局提議修改引渡條例，允許將嫌疑犯送往台灣、澳門和中國大陸接受審判。
許多香港人，包括商人、學者、律師、法官、學生和人權團體，反對修改引渡條例，因為它將使得生活在香港的人，甚至在香港轉機的人，都冒著被捕並被引渡到大陸的風險。6月9日，約有103萬人走上香港街頭抗議送中條例。居住在海外的香港居民也在中國領事館前或公共場所舉行示威活動。與此同時，超過100家香港企業和其他反對送中條例的人士計劃於6月12日舉行罷工，當天該條例將在立法會如期進行二讀辯論。6月9日抗議遊行的組織者也計劃在6月12日至6月20日期間在立法會外靜坐。
外國企業集團和外交官也反對送中條例，他們認為這項法律威脅到香港的法治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們還認為，中共政權更加嚴厲地控製香港，將進一步侵蝕香港的自治權。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和其他國家的數名官員批評了送中條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還指出，美國正嚴重關切香港政府提出的引渡條例修正案。6月10日，國務院發言人摩根·奧塔古斯表示，該法可能「破壞香港的商業環境，使居住在香港或訪問香港的美國公民受到中國反覆無常的司法制度的影響」。
然而，香港政府無視香港民眾和國際社會對送中條例的強烈反對。香港特首林正月娥聲稱：「沒有所謂無視社會意見表達的問題。香港必須進步，我們現存制度有嚴重的不足與缺口，並涉及跨境犯罪和跨國犯罪。我會盡我全力繼續推動修訂法案，面對這個議題並考慮港人。」接著，香港立法會主席梁彥君（Andrew Leung）安排了額外的會議對送中條例進行辯論，以便於6月20日舉行投票。
我們的分析：
國內外因素的上升正在危及中共政權。在貿易戰升級的背景下，中共政權已無力承受更多的政治和地緣政治風險，以防引發政治黑天鵝事件。
然而，這次事件中，中共政權無視香港的民意、海外的激烈批評、美國關稅延伸到香港的可能性、以及繼續推動送中條例將導致香港失去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前景。香港的嚴重問題最終將成為中國的嚴重問題。觀察家們可能會發現，很難理解為什麼典型的高度務實的中共在它已陷入巨大困境之時會想要更多的麻煩。
我們認為，中共的非理性行為是黨的求生本能和派系鬥爭的產物。
黨的生存
1.根據中共的生存與稱霸特性，它必須最終使香港和台灣「變紅」，並將這兩塊中國領土納入中共政權。否則，一個完全民主的台灣和一個半民主的香港將永遠成為對中共製度的譴責，挑戰著「中國人不適合民主」這一中共宣傳。
2.然而，由於歷史原因中共在建政後的幾十年中，中共沒有採取武力接管香港。1950年至1953年韓戰期間，中共遭到聯合國禁運，當時香港、澳門成了中共走私急缺物資的重要轉換站。直到20世紀70年代，物資禁運才被解除。
中國「允許」香港繼續作為走私中心成為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中共政權能夠從這塊英國殖民地獲得資金、食物、材料和信息。另一方面，全球的反共勢力能夠在香港建立基地。
3.在中國政府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前，對中共來說香港有反共勢力並不是太麻煩。但在「改革開放」及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現在中共不得不擔心「外國勢力」，特別是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人經過香港，獲取大量曝光中共政權邪惡的信息，包括其歷次政治運動、天安門大屠殺、以及當今許多侵犯人權行為。尤其是1999年7月後，法輪功學員在香港開始曝光江澤民集團對法輪功群體的殘酷鎮壓，這些信息在香港變得更為醒目。作為回應，北京向香港當局施壓，要求制定國家安全法（第23條），允許中共針對香港的法輪功學員和其他持不同政見群體。在50萬香港人的抗議和國際社會的廣泛譴責下，香港當局後來放棄了第23條立法。但是，關於最終頒布第23條的討論從未在公開場合減少。
4.從2012年開始，香港親共團體突然激增（見下一節）。這些新成立的團體，如香港青關會，開展了經典的中共影響行動（例如，煽動群眾鬥群眾），以打擊反共團體，撕裂香港社會。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受到了很大的傷害。
香港的自由受到侵蝕和社會被撕裂，使得中共政權更容易干涉香港事務、控制香港。
5.唐納德·川普在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其後的對華政策對中共政權構成直接和現實的威脅。在川普政府領導下，美國對華政策從接觸轉向競爭，美台關係得到加強，美國更加關注中共侵犯人權的問題。
隨著美國對香港越來越強的支持成為現實，中共本能地採取行動，進一步模糊「一國兩制」的模式，更加嚴厲控製香港。在中國的地緣政治氣候越趨嚴峻的背景下，送中條例正是中共試圖確保其更有效地干預香港事務的最新和最明顯的例子。
6.從歷史上看，中共內部一直對於過度控制香港或過早「赤化」香港有反對聲音。首先，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對中國大陸仍然有用，過多的專制管控會侵蝕外國投資者和商人對香港的信心。此外，中國一直試圖以「一國兩制」模式吞併台灣，有必要證明該模式在香港成功實施。
但是，美國不斷增加的壓力和迅速改善的美台關係加劇了中共的危機感，使上述原因與黨的生存相比，已變得次要。為了生存，中共正試圖阻止「外國勢力」利用香港作為破壞中共政權的基地。
派系鬥爭
1.自2012年以來，江派與習陣營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一直是中共政權政治危機的核心。習江鬥是習近平邊緣化「集體領導」、高度集權、克服「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驅動力。這場鬥爭也是中國在過去的六年中，幾個關鍵政策「逆轉」（例如，沒有執行2013年三中全會改革提案等）和反常事件發生率上升的原因（政府對2015年股市崩盤前後矛盾的反應等）。2012年至今的幾年與回歸後的前14年相比，香港的派系鬥爭尤為激烈和混亂，也引起了更多的爭議。
要瞭解送中條例如何與派系鬥爭相關，就需要瞭解中共在香港的運作和派系網絡的簡史。
2.中共有能力左右香港事務，是因為它長期滲透到香港社會的各個層面。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共通過「地下黨」在香港開展行動。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跟「西方帝國主義」作戰，最知名的是1967年煽動反對英國殖民政府的暴動。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和1997年回歸之前，從中央到地方各個情報部門的間諜網絡滲透香港社會的各個階層，以促進「順利」過渡到「一國兩制」。今天，香港中聯辦扮演著著非官方的「黨委」角色。
3.自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在中共內部，對「地下黨」、錯綜複雜的情報網絡以及中聯辦影響最大的派系是江派。
「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歷任的四名組長中有三人（曾慶紅，張德江，韓正）是江派官員。此外，所有的歷任中聯辦主任和香港特首都是江派官員或同夥。
雖然習近平曾擔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2007年10月至2012年11月），但他對香港事務的影響力不大。習近平作為江澤民和胡錦濤之間妥協出的人選，不屬於任何黨派，在政治上也沒有足夠的力量按照自己喜好影響香港事物。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情報機構（包括香港的情報網絡）掌控在江派二號人物曾慶紅的手中。
4.由於江派在香港有重要影響力和情報網絡，它很容易在香港製造麻煩羞辱或破壞習近平領導。中共的派系鬥爭本質上是殘酷的，高層官員們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江派與習陣營之間的派系鬥爭從2012年開始，從此，香港出現了一波又一波事件，這絕非巧合。值得關注的事件包括：
- 香港保釣船出海引發全國抗日示威活動;
- 共產黨的關聯組織對香港法輪功學員的挑釁行為不斷升級;
- 提議在香港學校開展親北京的「愛國主義教育」;
- 多名香港商人在香港或東南亞國家被綁架回大陸進行調查；
- 2014年大規模民主示威、街頭抗議活動；
- 「香港獨立」運動的出現；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解釋香港基本法;
- 香港《成報》老闆谷卓成，2016年從親中轉向打擊江派，而在2019年突然轉向，聲稱要在社交媒體上曝光習近平家族貪腐；
- 修改香港引渡法的提案。
（有關特定事件和派系鬥爭的其他分析，請與我們聯繫。）
5.我們認為，江派正在將中共原教旨主義「武器化」，在香港事務上打擊習陣營，進一步破壞習近平的權威，在派系鬥爭中佔上風。
按照中共原教旨，在中共政權中，習近平不得不走極左路線來鞏固權力。雖然我們認為習近平只是「打左燈」而不是毛澤東主義/共產主義的「真正信徒」，但他的改革思想和派系鬥爭對大多數官員來說並不明顯（派係政治屬於「懂的」）。為了「政治正確」，大多數官員傾向於極左（即當有疑問時，寧左勿右），在製定或實施政策時，用習近平「左派」思想作為包裝。與此同時，另有用意的官員（如習近平的政治敵）將盡可能地以最「政治正確」/「毛主義」/「左翼」的方式解讀習的政策方向，無視其他現實的考慮。因此，「政治正確」和派系鬥爭使中共的專制和極左在所有問題上主導，並使中共政策顯得強硬。
以下是分析「政治正確」和派系鬥爭如何影響中共對香港的政策。處理香港事務的官員（如江派成員韓正）可以解讀習近平關於「黨領導一切」的說法為：中共應該加強對香港的控制。然後，官員們會設法讓黨更有權力干預香港事務，以實現「黨領導一切」；修訂引渡法就是加強中共對香港控制的一種方法。習近平本人也許不贊成加強對香港管控的時間或方法，但他不能否決它，因為它符合自己的願景和黨的「政治正確」。因此習近平動用否決權就會削弱自己的權威。如果中共加強對香港控制的方法最終會危及香港和中共政權，那麼習近平將為此承擔全部責任，因為他是中共的總書記。若習近平失手，他的政敵將趁機迫使他放棄權力、甚至下台。
6.江派用中共原教旨主義打擊習近平非常有效，因為在中共體制內，習近平根本沒有辦法對此反擊。中共原教旨「武器化」也加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看法，即習近平是另一個毛澤東。這大幅地提高了習近平和中共政權所面臨的政治和地緣政治風險水平。
對於中共原教旨「武器化」問題，習近平最可行的解決方案是清除江派，並考慮後共產中國的計劃，而不是尋求妥協。我們相信，雖然激烈，但習近平有可能會在事態發展的巨大衝擊下，被迫採取上述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港府強行推動修訂的引渡法可能是中國政治黑天鵝事件的觸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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